1934年3月20日，中央蘇區機關報《紅色中華》刊登了一封聯名信。當時一批從“白區”來蘇區工作的干部，就《紅色中華》提出節省運動的號召，向編輯部去信告知他們具體響應號召的辦法。信是這么說的：

　　由于這些“白區”來的同志，在蘇區沒有土地等生產資料，其生活必需品主要靠單位供給。這封信的署名人一共有二十三位，其中有不少allwin熟悉的名字：陸定一、鄧穎超、博古、毛澤覃、成仿吾等。

　　當時的中央蘇區干部，不僅自發節約糧食，甚至在有的情況下，自帶糧食上班開會，不要公家發放的糧食。筆者尋到1933年11月26日出版的《紅色中華》中刊登了一則短消息：“楊殷縣泮溪區長教鄉，日前各當選的代表集中開會時，一致要求自帶伙食，而把公家發給的伙食費，捐助紅軍戰費”，隨后簡要介紹了泮溪區蘇維埃新當選代表的提案，基本都與農業生產有關。

　　農業生產對于中央蘇區的存續至關重要。一方面，紅軍在前線對敵人的“反圍剿”，必須大量儲備糧食，陳云在1934年1月27日發表的《為收集糧食而斗爭》中，開篇即指出“保證和充實糧食的供給，是爭取革命勝利的最重要條件之一”。另一方面，突破敵人的經濟封鎖，換取“白區”的工業品，也要靠蘇區生產的茶葉、竹木等農產品。

　　為了支援前線，廣大蘇區干部群眾，寧可自己吃得少些、吃得差些，而把谷子供給或廉價賣給蘇維埃與紅軍。

　　1934年7月22日，中央蘇區發布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萬擔的決定，《紅色中華》在四天后刊登了這一決定，決定先是回顧了此前借谷二十四萬擔的事，“使得allwin猛烈擴大的英勇奮斗的紅軍，在今年夏天有了充足的給養”，“為了紅軍的給養，幾乎每家每人都節省了借出了許多的糧食”，基于當前“反圍剿”的嚴峻形勢，決定秋收借谷六十萬擔。

　　谷子借來了，在運輸與保管的過程中有可能發生浪費的現象，對此決定嚴肅提出“各級秋收委員會及蘇維埃主席團，必須嚴格督促各級糧食部切實負責，將動員的每一粒谷子迅速集中，迅速搬運，在適當地點建立谷倉，并且很好的保管起來，不使一粒谷子受到損失”。

　　一粒谷子也是農民辛勤勞動的結晶，怎能不好好珍惜。對于浪費糧食乃至其中牽涉的貪污現象，《紅色中華》也會公開報道與批評。

　　1934年2月6日出版的《紅色中華》，刊登了石城縣教育部副部長周梓林“浮領伙食”之事，他負責辦理石城縣教育干部訓練班，該訓練班有教員和學生五十四名，大概這五十四人并不是每天都要公家提供伙食，但周梓林鉆了這個空子，向上級部門虛報舉辦訓練班的這一個月中，“平均每天都有五十四名的伙食費”，上級部門指出這不正確，令石城縣教育部部長協同石城縣工農檢查部核查賬目，結果發現周梓林貪污了大洋七十多元，周梓林除被責令賠款和撤職外，并交裁判部處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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